该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后的一起较为重大的环境诉讼。然而，其背后不仅牵涉海洋环境安全和众多渔民的生计，还隐藏着行政干预司法的痕迹，争议焦点更是扑朔迷离，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似乎才刚刚开始。
政法委干预
“看，这一片就是王桂新的50亩养殖池！”12月16日，河北乐亭，驱车距离县城30公里，张福秋指着一个围堰对《民生周刊》记者说：“涨潮时海水便顺着开挖的沟渠进入这里。”
作为21名原告诉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代言人，张福秋的另一身份是河北乐亭水产养殖协会会长。
王桂新则是21名原告之一，他第一个发现海参死亡，并报告给张福秋，也是此次诉讼原告中唯一一名户籍为唐山乐亭的农民。
2011年6月，位于渤海的我国最大海上油气田——康菲石油与中海油的合作勘探开发项目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后经联合调查组调查，这是一起重大海洋溢油污染责任事故，污染了6200平方公里海水，其中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重度污染。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康菲石油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溢油事故发生后，农业部曾推动渔业索赔行政调解。2011年12月30日，不愿接受调解的栾树海等29名养殖户将康菲石油、中海油共同诉至天津海事法院，后来8名养殖户先后退出。
事隔3年，2014年12月9日、10日两天，该案在天津海事法院公开审理。天津海事法院微博直播了整个庭审过程。
“经农业部与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协商确定，分配乐亭县水产养殖业损失赔偿补偿资金30545.7万元。”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水产局副局长赵国栋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涉及1702户养殖户，县里研究制定了《损失赔偿补偿款发放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赔偿补偿标准，到2012年12月底赔偿补偿款发放工作基本结束。”不过，领走这些钱的前提是不起诉，接受乐亭县统一赔偿标准。“他们随时可以领走这些钱。”赵国栋解释，21名原告在这1702户之内，起诉面积与核实赔偿面积相差无几，按照乐亭县统一赔偿标准，21名原告应领取155万余元，现在这些钱在乡镇赔偿工作组手中。
事情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张福秋透露，2011年12月中央政法委曾经插手干预此案，试图说服他撤销起诉，但他没有屈服，后来也不了了之。“2011年12月7日晚上9点半，在乐亭县政府二楼办公室，自称是河北省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向我询问案件情况。”张福秋向《民生周刊》记者回忆，“他们还表示，第二天会把相关情况通过河北省政法委汇报给中央政法委。”当年12月27日晚，乐亭县一个副县长告诉张福秋，中央政法委专门下发文件，让他撤诉，张福秋仍据理力争。不过，张福秋说自己没有看到那份文件。《民生周刊》记者在乐亭采访期间，曾向县政府提出希望看一下那份文件，但未能如愿。
一位要求匿名的采访对象猜测，该案拖得如此之久，3年后才开庭一定存在更深层的原因，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表明法院曾经受到上面的压力，但最终开庭时间选在12月5日之后值得玩味。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合法养殖？无证养殖？
庭审当天，21名原告要求康菲石油和中海油连带赔偿损失1.415亿余元和鉴定费703万余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双方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几方面：21名原告是否具有合法的养殖权、索赔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是否对此案涉及的养殖区域造成污染；原告主张的损失与溢油事故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受损程度和损失数额如何判断；中海油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张福秋称，原告具有合法的涉案养殖区域的土地使用权，并且对受到污染滩涂池塘养殖的海产品（海参）具有所有权。他表示，原告已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养殖使用证、乐国用（养字号）养殖使用证、县政府发证机关或协议证号、养殖使用证号等，能够证明对涉案养殖区域具有使用权，养殖区域的使用权行使及发包情况，并且，原告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乐亭县委员会乐字（2012）2号文，证明21户原告属于合法海产养殖。据了解，2012年1月7日中共乐亭县委、乐亭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乐亭县优化沿海环境，整治开发建设集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依法打击沿海水产违法养殖，依法组织拆除，恢复海域原状没收所得，并处以每亩8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原告21名海参户养殖并没有在打击之列。张福秋还认为，依据《乐亭县2011年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海水养殖业损失赔偿补偿款发放工作实施方案》，在政府污染赔偿发放表中有21户的赔偿面积、金额，也验证了原告21户属于合法养殖。尽管康菲石油方面婉拒了《民生周刊》记者的采访要求，但其代理律师在庭审时明确表明了公司的态度。康菲石油认为，21名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对其养殖区域造成污染。对此，张福秋持有不同观点。他说，《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报告结论》明确指出，河北唐山浅水湾岸滩发生油污，在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岸滩发生油污，在以上区域采集的油样经油指纹分析鉴定均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油指纹一致，21名原告涉案养殖区域离唐山浅水湾5到10公里，属于唐山岸滩范围。张福秋告诉记者，他们将养殖户采集的部分石油颗粒物样品送至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化验，结果显示油指纹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一致；另外，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检验结果表明，送检的海参、虾样本体内的石油烃含量超标，不能食用。
双方的另一争议在于损失认定。《民生周刊》记者拿到的一张收据显示，河北乐亭水产养殖协会曾支付河北博亚科技事务有限公司3万元，名义为预收咨询费。这也成为21名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康菲石油、中海油支付703万余元鉴定费的依据。“咨询费和鉴定费是一码事，鉴定费的行业收取标准为标的额的1%至5%之间。”张福秋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博亚科技虽然于2005年9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列为鉴定机构，但鉴定业务范围为科技咨询，而非损失评估，这也成为康菲石油质疑博亚科技不具备鉴定主体资格的理由。而在另一边，康菲石油曾单方委托美国纽飞尔公司做过环评报告。12月9日庭审当天，该公司环境化学顾问刘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刘波说，2011年、2012年、2013年公司曾连续对渤海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结论是蓬莱19-3油田的溢油影响范围局限在溢油点附近几百米之内，与原告养殖区域大清河盐场距离140公里。在渤海区域采集的83个油污颗粒样品，只有两个样品与蓬莱19-3溢油原油相似，且最近的样品距离大清河盐场有100公里。
对此，张福秋提出异议，样本是由康菲石油自己采集提供，没有第三方参与，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
康菲石油则称，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件以来，作为作业者，康菲石油在中国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协助下积极开展清理措施，并支付了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补偿资金，用于海洋生态治理、渔业资源的恢复以及遭受实际损失的经营户的补偿。公司愿意而且已经为该次事件承担了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这并不等同于可以无原则地满足任意提出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索赔要求。因此他们认为，获得《水域滩涂养殖证》是证明在相关水域拥有养殖权的唯一合法有效证件，而21名原告均未获得“乐亭县大清河盐场以南的9467.15亩海滩”中相应区域的水域滩涂养殖证。
公益诉讼有多远
2011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受理此案，组成了合议庭，包括担任审判长的副院长吴立群，审判员陈顺平、陈建鹏。
有媒体报道，立案后天津海事法院立即向两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法律文书。因被告康菲石油系在利比里亚注册的公司，而利比里亚政治局势动荡，该被告2012年年底才办理完毕经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于2013年4月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天津海事法院曾先后召集原、被告进行了两次证据交换，并就21名原告的养殖权利和养殖面积向当地政府及养殖海域权利转让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原告数次变更诉讼请求并补充证据，最后提交证据的时间是2014年7月6日，最终确认诉讼请求的时间是2014年9月10日。“海洋污染涉及面广，受害方多，由于康菲石油注册地在利比里亚，原、被告主体资格和主张事实本身就有一个调查过程。”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豫新向记者解释，“正是由于海洋油污案件,特别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油污案件所具有的复杂性,我国海商法规定了较长诉讼时效为3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6年,这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海洋不仅具有海水养殖等经济功能，还承载着审美、娱乐、生态服务等功能，油污事件不仅关涉21名原告的利益，而且关涉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今年4月修订、明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赵豫新说。
赵豫新告诉记者：“201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施行后，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从事环境公益事业的组织和有关机关应该主动站出来，作为当事人提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以提起私益诉讼。”赵豫新注意到，作为21名原告代理人的张福秋并不是律师。“新规定可避免受害方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不能达成调解的情况下，聘请专业的律师，也许能避免马拉松式的漫漫维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