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广渠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山东大学(青岛)在老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家华岗校长主持下,不但名师云集,教学科研成果蜚声华夏,且校园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被誉为山大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我作为当年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的编辑、记者,身历“桩桩小事”,至今记忆犹新。
《新山大》于1951年3月19日创刊,四开四版,每份500元(旧币),是山大校园内的“一报一刊”之一(《新山大》《文史哲》),因为及时报道山大的兴革大事和连续登载华岗校长的政治及学术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全国发行。
创刊时的编辑记者有庞朴、史若平、我和李肇年。我们几个编辑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和学生们经常混在一起,直接参加学生的一些活动。
每期《新山大》出版后,有些学生通讯员在课余时间拿着到街头兜售,有的竟能卖出近百份；还有的读者经常来校刊室买报。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商量后决定,在一进校门的“六二”大楼内和大众礼堂旁设置无人售报箱,一沓校刊用铁夹子夹着,近旁有个朝上开口的小木箱,写着“无人售报”几个字,读者自己取报,把钱投进箱里。
分管发行工作的李肇年同志,每次更换新一期校刊时,都小心翼翼地用钥匙打开小木箱,把报款取出带回。他一进校刊室,就高兴地向我们报告“好消息”:报费一分不少,还多出了一些。也许因为零钱找不开,就多投了。
两个不起眼的“无人售报箱”一直使用着,直到山大迁到济南。如果“报箱”保留着,那该是一件小有价值的文物了。
无独有偶,当年的“无人售电影票处”也令人难忘。学生会电影组在周末经常组织同学看电影,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电影居多,国产电影也占一定数量。代卖电影票的事一般由各院系学生会文娱干事负责:副教务长余修在和学生会干部交谈时建议,可以设个“无人售电影票处”,想看电影的同学可以随时直接到这里买电影票。
就这样,在大学路学生会办公室内新安放了一张小桌子,电影票就放在上面,标明票价,旁边放了钱箱,其中还备有找零的零票,由同学自己付钱,自己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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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学生樊庆荣(学生会干事)清楚地记得,1951年4月22日(星期日)是“无人售电影票处”开张的第一天,卖的是《红领巾》影票,因为没有经验,消息发布得晚了些,又加上女同学集体游园,所以卖出的票较少,数了数,共卖出了220张,500元(旧币)一张,应收钱11万元,实际上钱箱里是11万1000元,不知是哪位同学多付了1000元。
樊庆荣同学为此向校刊写了稿子,盛赞“这是新山大的创举,也唯有在新社会中才能这样做,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令人啧啧称奇的“风景线”还出现在食堂里。当年学生食堂是“包伙”,交一样的钱,吃一样的菜,主食吃多少自便。考虑到同学们的不易,伙食费不是每年或每学期交一次,而是每月交一次；大约是每月75000元(旧币),1955年币制改革后为人民币7.5元。
鱼山路“胜利大楼”住着医学院和水产系同学,进门后的大厅就是“医水食堂”。有的同学因为一时交不上伙食费,就不能进食堂。从胜利大楼去文学院的途中,有个铁皮房,门口挂着“大众餐厅”的牌子。那是个小饭店。一时凑不齐钱,交不出伙食费的同学,可以到这里来应下急。当然也有约上三五好友,到这里浅斟慢酌,谈天说地的。
进门右手边是张大方桌,放着稀饭、米饭和馒头,还有几碟盛好的廉价小菜,如芹菜、酱干、肉皮冻、花生米之类,明码标价,一般两三百元(两三分钱)。完全自助式:顾客自己取饭菜,自己付钱。这里更简便,连收钱的木箱都没有,钱就放在桌子上,找零也是自取。尤有甚者,钱不凑手的时候,可以“挂账”。
所以桌子上除了钱,还有欠条,比如“某系学生某某欠钱多少,改日奉还”,下面是签名。服务员收拾碗筷时,也不以为意,随手放在一边,用铁夹子夹起来。过几天有钱了就来“奉还”,放上钱,找出自己的欠条撕掉就完了。服务员说,欠条常在变,旧的去了,新的又来。
王贤才是1953届山大医学院毕业生,他每忆及自己的大学生活,对这些“点滴”小事都如数家珍,他说:“清人李汝珍的《镜花缘》里写了‘君子国’,很感人,传为美谈,但那是虚构的。当年进入山东大学校园,还真是如入君子之邦,如沐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