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由中国长江水产研究所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的研究称，由于近10年来都未曾观测到白鲟的踪迹，可以确认，这种生活在长江的大型肉食鱼类已于2005~2010年间灭绝。
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自2020年1月1日起，长江上游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最迟自2021年1月1日起实行暂定为10年的常年禁捕。
实际上，长江中原本生活有3种鲟鱼——白鲟、达氏鲟和中华鲟。为首的白鲟已经灭绝，剩下两兄弟的生存状况也都不容乐观。达氏鲟（长江鲟）和中华鲟虽已实现了人工繁殖，但如果长江生态得不到整治，这最后一块盾牌也难保它们的续存。
下一个白鲟？
中华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鱼类，长江生态保护的旗舰种，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洄游距离最远、体型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有记录的最大个体体重达到680千克。
水下拍摄的中华鲟
在古籍中，中华鲟被称为“鳣”。三国时期，吴国的陆玑曾记录道：“鳣出江海，三月中从河下头来上。形似龙，锐头，口在颔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余斤。”晋朝郭璞描述为：“鳣，大鱼……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江东呼为黄鱼。”可见古人对中华鲟从大海洄游的习性和体表无鳞、披有五行骨板的特征已有所了解。
虽然我们经常把中华鲟与长江联系在一起，但在自然环境里，中华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洋里度过的。中华鲟生活在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等近海的底层水域，主要以鱼虾为食。中华鲟的初次性成熟所需时间很长，雄鱼要在大海中生长到8～17岁（身长1.6～2.7米，体重39～190千克）、雌鱼生长到13～26岁（身长2.4～3.2米，体重150～380千克），才会参与生殖洄游。
这些做好储备的中华鲟聚集到长江口，在每年的4～6月进入长江上溯，在产卵场附近的深潭聚集越冬，让性腺发育成熟，并于次年10～11月到达长江上游与金沙江下游（葛洲坝截流前）或者葛洲坝下的产卵场，在激流中交配产卵。成熟的雌鱼一次可产卵30万～130万枚，完成繁殖后就立即降河返回海洋，雄鱼则会等整个繁殖期过后再降河。由于在洄游过程中几乎不进食，亲鱼需要在海中休养数年方可再次洄游。中华鲟鱼卵在水体中迅速受精，几分钟后就变得具有黏性，黏在江底的卵砾石之上。数天后，幼鱼孵化而出，在开始的几天顺流而下，随后在长江中栖息摄食。到翌年再降河，于5～8月抵达长江口崇明岛附近水域集中觅食育肥，并适应半咸水环境，9～10月进入大海生长，直至发育成熟。
中华鲟大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华鲟曾被做为经济鱼类。每年的深秋时节，四川与湖北的渔民便会捕捞洄游至此的中华鲟。在70年代，每年中华鲟的捕捞量在60～75吨之间，年均捕捞517尾。此外，长江口的渔民也会大量捕捞中华鲟幼鱼。
随着葛洲坝工程在1981年完成大江截流，中华鲟祖祖辈辈的洄游之路被拦腰截断。最初的两年，许许多多的中华鲟在坝下聚集不散，成就了渔民们的收获盛宴。1981年秋冬两季，湖北捕捞中华鲟827尾，1982年的捕捞量更是达到1163尾。对于中华鲟这样性成熟年龄偏迟的大型鱼类而言，过度捕捞对种群有很大的伤害。因此从1983年开始，国家严令禁止商业捕捞中华鲟。
在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的产卵场分布于四川宜宾附近的金沙江下游至长江上游超过600千米的区域。截流后，中华鲟在葛洲坝下形成了新的产卵场，范围不到10千米。这里位于葛洲坝电站下游尾水区，水流、水温条件均较为适宜。同时尾水区是禁航禁捕区域，人类活动少，河床底质也符合中华鲟的产卵需求。
尽管如此，据科研人员的调查，每年长江中的亲鱼数量（包括上年与当年两年上溯的群体），已经从80年代初的约两千尾降低到近年的百尾左右。从长江口的幼鱼数量来看，80～90年代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2002年开始，中华鲟幼鱼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华鲟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人工增殖放流
无论是葛洲坝工程还是三峡工程，均将中华鲟保护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任务之一。1982年，葛洲坝就成立了专门的水产处，为今日的中华鲟研究所的前身，任务是“研究和完善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技术，进行实验性生产和增殖放流”，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大坝建设同步的鱼类增殖放流站。
1982～1983年，科研人员将捕捞到的中华鲟拴在江边，尝试开展人工繁殖。同时网捕一些发育成熟的中华鲟过坝，希望它们能回到原先的产卵场繁殖。1984年，科研人员首次突破人工繁殖，孵化出20万尾鱼苗。但在当时为了催产1尾雌鱼，需要提取9尾雄鱼的脑垂体。但很快，在1985年就用上了人工合成激素，不再为脑垂体而捕杀雄鱼。但为了获得卵子，仍需要对雌鱼剖腹取卵。1984～1987年，共成功催产19尾中华鲟雌鱼，放流中华鲟鱼苗77.7万尾。
1997年，中华鲟研究所实现了大规格幼鲟培育技术，将幼鲟的成活率提高到70%以上，随后研制了可用于中华鲟养殖的人工饲料。这些技术为大规模人工养殖中华鲟打下了基础。此后，放流的中华鲟中刚孵化的仔鱼（被称为“水花”）越来越少，10厘米以上的幼鱼和1岁以上的亚成体鲟越来越多，大大提高了中华鲟抵达长江口的存活率。到2000年又突破了中华鲟活体无创伤取卵技术，结束了杀鱼取卵的历史，产后的雌鱼可以放归长江。
在很长时间内，人工繁殖所用的亲鱼需要每年从葛洲坝下捕捞而来。随着中华鲟野生种群的衰退，即使是科研捕捞也会对种群造成重要影响。2006年，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与中华鲟研究所联合启动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研究。在详尽调查中华鲟自然产卵场及长江和沿海中华鲟栖息地环境条件的基础上，2007年，中华鲟研究所建设了可调控水温的养殖系统。经过3年的低温处理诱导和周年水温过程调控，最终9尾子一代中华鲟（双亲为野生中华鲟）的性腺发育成熟。2009年，科研人员选取其中一对中华鲟进行了人工催产，进而通过人工采精、采卵获得精液600毫升，鱼卵4万枚，人工授精后得到2.8万枚受精卵。当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双亲为子一代中华鲟）破膜而出，标志着中华鲟整个生殖周期均可在人工条件下实现，不再依赖于野生种群资源。全人工繁殖技术确保了中华鲟物种的永存，对中华鲟保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得益于此，从2009年开始，国家停止了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
但在最后数年的科研捕捞中，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野生中华鲟种群的雌雄性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达到7∶1。也就是说，每年长江中的百尾左右亲鱼中，只有1/8是雄性！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长江水体污染影响亲鱼性腺发育、受精卵的孵化以及幼鲟的发育所致。如果这样的性别失衡持续乃至恶化下去，将有大量雌性中华鲟得不到繁殖的机会，对野生种群的存续造成重大影响。
为此，近年放流的中华鲟梯队中增大了雄鱼的比例。特别在2018年4月的放流中，包括了30尾2009年出生和30尾2011年出生的子二代雄鱼。由于中华鲟雄鱼的性成熟年龄一般是8岁以上，这些雄鱼可能在近几年就能够参与繁殖，研究者希望这能够缓解性别失衡的状况。
拯救中华鲟需要拯救长江
尽管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华鲟的增殖放流与标记追踪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中华鲟的野生种群仍在持续衰退。归根结底，增殖放流只是补充，中华鲟生存繁衍仍然需要依靠自然繁殖。在中华鲟面临的危局中，葛洲坝毫无疑问是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将中华鲟的濒危完全归结于一座大坝的建设，则可能忽视其他的重要因素，也无助于中华鲟的存续。
建设中的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
在历史上，长江并非中华鲟唯一的繁殖场所，有一部分中华鲟以珠江作为洄游产卵的目的地。直到20世纪70年代，珠江中还偶尔能见到中华鲟，但此后便完全消失了。此外，在古籍中，中华鲟还有分布于闽江、钱塘江、黄河等的记录。正因如此，研究人员也在珠江与闽江做着放流中华鲟以重建种群的努力。这些水域里中华鲟的消失就不能用水坝建设来解释。
再者，目前已经观察到有葛洲坝截流之后出生的中华鲟回到了坝下参与繁殖。虽然无法确定它们是自然繁殖还是人工放流的，但至少说明，中华鲟能够与葛洲坝共存。
此外，长江中只有中华鲟需要从大海洄游到葛洲坝上繁殖，大部分鱼类仅在长江干支流生活，或者做短距离的江湖洄游。而且除葛洲坝外，长江流域的大型水利工程大多是在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陆续建成的。但是，从渔获量上来看，长江渔获的巅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有经济鱼类五十余种，最高捕捞量54万吨，而到70年代，就已经有明显的下降，在90年代时，很多物种便已经难以为继，经济鱼类只剩二十余种，捕捞量下降到10万吨。
整个长江水系共有鱼类四百余种，其中155种是只生活在长江的特有鱼类。但在我国，没有其他任何一种鱼能得到像中华鲟这样的重视和保护。而作为长江生物旗舰种的中华鲟尚且如此，其他珍稀鱼类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鱼类专家曹文宣院士认为：“同为长江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性水生生物——中华鲟、白鲟、白鳍豚、江豚等全部陷入濒危和灭绝的境地，其反映的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整体恶化所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危机。”“对珍稀鱼类、特有鱼类而言，当前来自水利设施的影响，还不是主要的、直接的。对它们最致命的，是渔业捕捞的失控。网籪（俗称‘迷魂阵’）大量捕捞各种鱼类的幼鱼，电捕则是将各种大小鱼类悉数捕获，一些在长江中拖着电缆捕鱼的大型电捕船更可将白鳍豚、江豚、白鲟、中华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水生动物击毙。”
养殖在海水中的子二代中华鲟
归根究底，长江鱼类生态的退化是日益增加的人类活动造成的。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天然捕捞、围湖造田、工农业废水、挖沙、航运、江湖阻隔、水利工程都在向这条黄金水道索取，也造成了目前鱼类的艰难处境。和陆生动物可以划出一块保护区来不同，我们无法在长江干流上建立一个排除人类活动的保护区，而只能在局部支流如赤水河减少人类的干扰，这对保护整个长江的鱼类来说并不足够。曹文宣院士曾在不同的场合大声疾呼，希望政府帮助长江上的渔民有序转产，整条长江退渔还鱼，禁捕十年。
在长江生态还没有完全失序的当下，科研人员正在争分夺秒掌握尽可能多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这样，即便这些物种在野外灭绝，当有朝一日长江环境得以恢复时，就能利用人工种群重新建立野生种群，就像麋鹿和普氏野马那样。这种显得消极的办法是长江鱼类最后一道保险。
而拯救长江生态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长江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本文节选自《科学世界》201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