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加
唐代是我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船舶是水上交通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航运业在唐代十分发达，造船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造船的规模庞大、船的种类和数量都是历史上少有的。
唐代种类繁多的舟船
发达的唐代航运业与造船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这段记载展示了唐代航运业的繁荣景象。而《唐国史补》也记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胜，江西为最，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这里记载了唐代舟船的概况。根据唐代船舶的用途来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漕船，唐建都长安，依赖江淮各地的物资供应，从江南驶向洛阳、长安的多条水道上，常年往返官用的漕船很多。据《旧唐书·韦坚传》载，天宝年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就调集四方船队从事漕运，“于东京、汴、宋娶小斛底船三二百只”；同时还征用陵、丹阳、会稽、南海、豫章、宣城、始安等十多个郡的船。开元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云七百万石”。刘晏督管漕运时，以“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显然，终唐一代从事漕运的船队十分庞大。
商船，唐代商品经济繁荣，商人们大多远途贩运，主要的工具就是船舶。商人们长年在水上漂泊，甚至以船为家，史称：“江淮商贾，业在舟船。”《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贾客乐》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元氏长庆集》卷四《盐商妇》也说：“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由于远途运输，需要走量，商人使用的都是较大吨位的船只。唐人常以“大踗高船”来形容这些商船。《刘禹锡集》卷二一《贾客词》有：“大踗浮通川”，同一本书中外集卷八《夜闻商人船中筝》还有：“大踗高船一百尺。”可见商船的型体一般都很大，超过了其它船只。
渔船，唐代的近水居民，以水产资源为主，他们建造了大量的渔舟，作业于江河湖泊，杜荀鹤就用“钓艇满江免贱菜”的诗句来描述渔家舟船的众多情形，许多渔民以舟船为家。《全唐诗》卷八八张说《巴丘春作》有：“岛户巢为馆，渔人艇作家。”同一本书中卷六三九张乔《渔者》：“叶舟为宅水为居。”而内河渔民一般使用的体积相应较小的舟船，《太平广记》卷四四六引《潇湘录》载：“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有。”
客货船，唐代水上交通发达，客运货运都很便利。在《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送张校书季露》有：“从京去容州，马在船上多。”说明南北交通，水线多于陆路。载运旅客的舟船大多设施完善，装饰优雅。据《旧唐书》卷一零七《玄宗诸子传》记载，颖王李“将渡绵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铺设十分豪华。在《白居易集》卷六《舟行》有：“起问鼓靃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可见，长途载客之船也供应膳食。江河津渡，均有摆渡之舟，一来便利行旅，二来可收取船费，获利匪浅。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载，黄河津渡甚多，其中“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同书卷四还记载密州运货的船只：“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
舰船，唐代注重水军的建设。自太宗时就先后在江南各州打造战舰。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贞观十九年，张亮率“劲卒四五，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舰队十分庞大。唐代的军用舰船分为若干类型，以适应于战斗需要。据杜佑《通典》卷一六〇《水战具》记载，当时的军用舰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六种类型。
还有巨大的海船，唐贞观间释玄应所撰《众经音义》卷一记载，当时有一种叫作“苍舶”的大海船，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天宝二年（734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乘海船出发，船上除船工之外，尚有18名僧人和85名工匠，并随船携带大批物资，足见海船的容载量之大。唐懿宗时，陈身石曾建议利用海船运输，供给养于南征军队：“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于是，唐懿宗派派陈身石专督海运，从这条史料来看，用于运粮的海船装载量都达到千石以上。
这些都表明，唐代的舟船出现了很多种类型，以适用于各种用途。
长江、运河流域造船业发达
通过唐代的船舶分类足可以看出唐代的造船业有多发达，而唐代造船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沿岸。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代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唐鉴》卷三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
长江上游航道素以水急滩险二闻名，为适应这种暗礁险滩密布的航道特点，川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同时，鉴于水流湍急，船的两侧都造成鼓突外形，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元稹所说“下峡舟船腹似鱼”就是指的这种船型。此外，蜀船还配备了各种船具，以保障航行。
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潭州即今天的长沙，是唐代这河段的重要造船基地，《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从造船的价值来看，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船舶。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即今南昌，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厉害，一次便可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就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而扬州则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
在长江中游，江面扩宽，险滩减少，但受季风的影响，往往出现较大的风浪，所以号称“吴船”的大型平面舟船应运而生，吴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船型宽广，船体扁平，方头而平底。这种船只抗风性能好，运输能力强，但前行阻力较大，操作并不灵敏，因此不太适宜进入航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长江上游航道，也难以靠近黄河的险要地段，所以当时人称舟船要“随江、汴、河、渭所宜”，有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说，就在于各种不同制型的舟船要适应不同水域，才能安全畅行。
除了长江，在大运河上，楚州和泗州是淮河流域的交通枢纽，宋州即今商丘市睢阳区，也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在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即今天的北京、灵州即今灵武市都能造船。《旧唐书·韦挺传》载，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由于水域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不同地区，对船舶的建造有着不同的要求，唐朝工匠已经能够根据各地水情状况设计出各种型体的舟船。就是在河道极其狭窄、水位悬差险峻的航道上，唐人也能造出便于通航的特殊舟船。联接五岭航道的泷船就是其中代表。据《全唐诗》卷四八〇李绅《逾岭峤止荒抵高要》诗注载：“南人谓水为泷，如原瀑流。自郴南至韶北，有八泷，其名神泷、伤泷、鸡附等泷，皆急险不可上。南中轻舟迅疾可入此水者，因名之泷船。”李绅还以“泷夫拟楫劈高浪，瞥忽浮沉如电随”的诗咏来形容泷船的航行。
唐代船舶的载量以石为计量标准，根据杜佑所述：“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如此看来，一只船能够载运多少石米，便决定了这只船的吨位容积。同时，载客也以此折算衡量。唐代初年的舟船虽然大小不等，但用于江海运输的船，一般都可以载重数百石。到了盛唐时期，用于官方漕运的舟船，载重量达到一千石。
唐代已经能够建造大吨位的船舶，据《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北梦琐言》也载，天宝年间，荆南节度使成汭，曾以“巡属五州事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其船体规模又不在俞大娘之下。除和州载之外，成汭所造的其他战船“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载重量都在四千石以上，可见，唐朝后期的造船能力远远超过前期。
唐代的造船行业能够设计并制造出各类舟船，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造船技术有了新突破
唐代造船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一是水密舱的设计与完备。将船舱用木板隔成数间，予以密封，造船业称之为水密舱。唐代木船，有的全船分为9舱，舱房设有间隔板，结构紧固；有的为5舱和若干小舱，隔舱板与船舷榫接，隙缝外均用油灰填塞。这种水密舱的设置有两个优越性，一是一舱受损，其它舱房不致漏水，既保证了航行的安全，又便于及时抢修；第二，隔板舱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抗御侧向压力的能力。
其二是，船体结构方面使用了钉接榫合的先进联接工艺。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和铁钉并用的联接法，有的木船船身用三段木料榫合而成，船舱及底部均以铁钉依次钉成人字缝结构，其中填石灰桐油，严密坚实。铁钉共分为两排，上下两排交叉钉成，这种重叠钉合的工艺，造船行业称之为人字缝。用钉接榫合的方法联接船木，大大增强了船体的高强度，既使船木结合处在一种结合法受损的情况下，另一种结合体仍能起到固守作用。同时，船体如此结合，表面光滑，减少了航行阻力。
其三是船底使用涂漆工艺。唐僖宗时，杜亚任淮南节度使，为迎办竞渡之戏，“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船底涂漆，不仅能够减少水的阻力，增加航速，而且还起到了保护船材，防止腐烂的作用。
最后，唐代在增加风帆的幅度，使舟船能够更有效地借助自然风力，加快行驶速度的基础上，又研制了新的动力推进设备。据《旧唐书·李皋传》载，德宗时，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这种舟船，增加了两个水轮，用人力转动，使之拨水前进，这种动力系统在中国造船史上还是首次使用。
唐代的船舶制造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进步，舟船的体积大为增加，结构更加牢固，装置趋于完善，航速有所提高，这也是唐代航运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