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五一长假的开启，我国南北各地的数十万艘渔船又一次进入了每年一度的伏季休渔阶段。对于大多数江南人来说，伏休制度并不陌生。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代的伏季休渔制度是由江南人率先开启并逐步推进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水产局就在广大浙江渔民的强烈呼吁下开始了伏季休渔制度。不仅如此，全国渔业伏休期从最初的3个月延长到4.5个月也是在浙江象山1500多名渔民的联名推动下促成的。众所周知，渔民自古以来以捕鱼为生。休渔对渔民们来说意味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渔货收益。然而，以浙江渔民为代表的江南渔民们宁可放弃经济收益也要让海洋鱼类得以繁衍生息，这不能不说是江南传统休渔文化在当代的再现与发展。鱼崇拜江南地区襟江带海，许多陆地自海而生。对于江南先民们来说，江海鱼类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生命力量的宝物。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认为这些鱼类都是有灵性的，拥有着种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由此，江南一带形成了极富地方特色的鱼崇拜文化。如在浙江舟山地区，渔民们称鲸鱼为“乌耕将军”。每逢出洋遇到特大鱼类时，都要向它抛撒米粒，赠予船旗，以求平安。此外，在古代江南的大多数地区，鱼还有人丁兴旺的寓意。古人婚配多以宗族的繁衍壮大为目的，而鱼类多子的特点恰好契合了这一目标。鱼还是古代江南人心目中佳偶的象征。著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就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来比喻情投意合的恋人相互追逐嬉戏。至今，在舟山沈家门一带仍流传着一种风俗：男女订婚时，男方须先将两条金灿灿的大黄鱼送到女方家，而女方在回礼时则一定要将这两条鱼送回，并且将鱼头对着男方家，以示嫁过去后多生子女，富足兴旺。这种鱼崇拜文化使得江南人，特别是渔民们对于渔业资源保护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昌明的文化自宋代起，江南不但是闻名天下的鱼米之乡，更是文化昌明之地。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江南各地，书院林立，人才辈出。江南学者们非常注重著书立说。他们广收门生，频繁交流，其思想往往在江南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对于江南民众的文化观念能够起到较大的陶染作用。而大多数江南学者们所持的是朴素的唯物思想观，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较为科学的见解。如在江南地区非常有影响的南宋思想家、温州永嘉人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明确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在叶适看来，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存在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渔业资源保护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节用、克己。这些思想随着江南发达的教育事业而广泛传播，成了大多数江南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江南渔民们甘愿放弃部分经济利益，为海洋鱼类提供安稳的生存繁衍期也就不足为奇了。江南渔民的集体意识我国当代的休渔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但就休渔制度的历史渊源来看，我国有关休渔的法规诞生得非常早。早在夏代初期，大禹就颁布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养护法令，规定“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其后，历代以虞衡为主的生态管理机构也多就渔业生态养护问题制定法令，严禁在鱼类繁殖期内进行捕捞。《礼记·王制》云：“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鱼类作为“水虫”之一，自然也在保护范围之内；秦代的《秦律·田律》中更是严禁毒杀正值繁殖期的鱼，对违反禁令者最高可处以死刑；汉代不但禁止在鱼类繁殖期内进行捕捞，还规定“鱼不长尺不得取”，即不准捕捞幼鱼。直到明清时期，虞衡等机构仍旧制定和实施着各种渔业保护律令。这些内容已经在长期的施行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江南渔民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观念之中。除上述文化因素外，江南地区的宗教信仰也对渔业生态保护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六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佛、道等宗教在江南地区迅速普及，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忌杀生的宗教观念也深入人心。尽管出于谋生需要，渔民们无法放弃海洋捕捞，但受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尊重生命、保护生命，避免在鱼类的繁殖期进行毁灭性捕捞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潜意识。（作者为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伴随五一长假的开启，我国南北各地的数十万艘渔船又一次进入了每年一度的伏季休渔阶段。对于大多数江南人来说，伏休制度并不陌生。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代的伏季休渔制度是由江南人率先开启并逐步推进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水产局就在广大浙江渔民的强烈呼吁下开始了伏季休渔制度。不仅如此，全国渔业伏休期从最初的3个月延长到4.5个月也是在浙江象山1500多名渔民的联名推动下促成的。众所周知，渔民自古以来以捕鱼为生。休渔对渔民们来说意味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渔货收益。然而，以浙江渔民为代表的江南渔民们宁可放弃经济收益也要让海洋鱼类得以繁衍生息，这不能不说是江南传统休渔文化在当代的再现与发展。鱼崇拜江南地区襟江带海，许多陆地自海而生。对于江南先民们来说，江海鱼类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生命力量的宝物。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认为这些鱼类都是有灵性的，拥有着种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由此，江南一带形成了极富地方特色的鱼崇拜文化。如在浙江舟山地区，渔民们称鲸鱼为“乌耕将军”。每逢出洋遇到特大鱼类时，都要向它抛撒米粒，赠予船旗，以求平安。此外，在古代江南的大多数地区，鱼还有人丁兴旺的寓意。古人婚配多以宗族的繁衍壮大为目的，而鱼类多子的特点恰好契合了这一目标。鱼还是古代江南人心目中佳偶的象征。著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就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来比喻情投意合的恋人相互追逐嬉戏。至今，在舟山沈家门一带仍流传着一种风俗：男女订婚时，男方须先将两条金灿灿的大黄鱼送到女方家，而女方在回礼时则一定要将这两条鱼送回，并且将鱼头对着男方家，以示嫁过去后多生子女，富足兴旺。这种鱼崇拜文化使得江南人，特别是渔民们对于渔业资源保护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昌明的文化自宋代起，江南不但是闻名天下的鱼米之乡，更是文化昌明之地。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江南各地，书院林立，人才辈出。江南学者们非常注重著书立说。他们广收门生，频繁交流，其思想往往在江南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对于江南民众的文化观念能够起到较大的陶染作用。而大多数江南学者们所持的是朴素的唯物思想观，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较为科学的见解。如在江南地区非常有影响的南宋思想家、温州永嘉人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明确指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在叶适看来，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存在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渔业资源保护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节用、克己。这些思想随着江南发达的教育事业而广泛传播，成了大多数江南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江南渔民们甘愿放弃部分经济利益，为海洋鱼类提供安稳的生存繁衍期也就不足为奇了。江南渔民的集体意识我国当代的休渔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但就休渔制度的历史渊源来看，我国有关休渔的法规诞生得非常早。早在夏代初期，大禹就颁布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养护法令，规定“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其后，历代以虞衡为主的生态管理机构也多就渔业生态养护问题制定法令，严禁在鱼类繁殖期内进行捕捞。《礼记·王制》云：“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鱼类作为“水虫”之一，自然也在保护范围之内；秦代的《秦律·田律》中更是严禁毒杀正值繁殖期的鱼，对违反禁令者最高可处以死刑；汉代不但禁止在鱼类繁殖期内进行捕捞，还规定“鱼不长尺不得取”，即不准捕捞幼鱼。直到明清时期，虞衡等机构仍旧制定和实施着各种渔业保护律令。这些内容已经在长期的施行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江南渔民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观念之中。除上述文化因素外，江南地区的宗教信仰也对渔业生态保护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六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佛、道等宗教在江南地区迅速普及，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忌杀生的宗教观念也深入人心。尽管出于谋生需要，渔民们无法放弃海洋捕捞，但受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尊重生命、保护生命，避免在鱼类的繁殖期进行毁灭性捕捞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潜意识。（作者为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