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显示，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间，张某节等10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禁渔期或在洞庭湖水域的禁渔区内，多次采取电击等禁用方法，或采用“丝网”“地笼网”等禁用工具非法捕鱼后，分别销售给收鱼团伙吴某龙等人。收鱼团伙明知收购的鱼系非法捕捞，仍加价卖给个体鱼贩。至案发，张某节等10名非法捕捞人员非法获利13万余元，吴某龙等10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据悉，我国自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即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到2016年调整禁渔期（即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再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禁令之下，虽然各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仍有不法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形成了捕捞、收购、贩卖长江野生鱼的完整产业链。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2021年2月8日，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节等10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拘役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共计28万余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42万余元。同时，判决20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9万余元、专家鉴定费4万元。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长江流域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持续加大长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 “长江的新生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守护。”该负责人表示，长江渔业生态保护，不仅要禁止捕捞还要管住市场。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水产资源进行捕捞，都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对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规格的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国家明令禁止捕捞的珍稀鱼类和保护动物，在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和任何地点捕捞的，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1月5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飏）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之检察机关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披露了湖南省岳阳市张某节等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吴某龙等10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2020年6月，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共同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一年来，长江沿岸14省（市）检察机关共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5331件8464人，同比分别上升120.4%和104.5%。 典型案例显示，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间，张某节等10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禁渔期或在洞庭湖水域的禁渔区内，多次采取电击等禁用方法，或采用“丝网”“地笼网”等禁用工具非法捕鱼后，分别销售给收鱼团伙吴某龙等人。收鱼团伙明知收购的鱼系非法捕捞，仍加价卖给个体鱼贩。至案发，张某节等10名非法捕捞人员非法获利13万余元，吴某龙等10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据悉，我国自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即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到2016年调整禁渔期（即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再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禁令之下，虽然各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仍有不法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形成了捕捞、收购、贩卖长江野生鱼的完整产业链。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2021年2月8日，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节等10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拘役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共计28万余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42万余元。同时，判决20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9万余元、专家鉴定费4万元。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长江流域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持续加大长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 “长江的新生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守护。”该负责人表示，长江渔业生态保护，不仅要禁止捕捞还要管住市场。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水产资源进行捕捞，都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对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规格的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国家明令禁止捕捞的珍稀鱼类和保护动物，在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和任何地点捕捞的，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典型案例显示，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间，张某节等10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禁渔期或在洞庭湖水域的禁渔区内，多次采取电击等禁用方法，或采用“丝网”“地笼网”等禁用工具非法捕鱼后，分别销售给收鱼团伙吴某龙等人。收鱼团伙明知收购的鱼系非法捕捞，仍加价卖给个体鱼贩。至案发，张某节等10名非法捕捞人员非法获利13万余元，吴某龙等10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据悉，我国自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即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到2016年调整禁渔期（即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再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禁令之下，虽然各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仍有不法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形成了捕捞、收购、贩卖长江野生鱼的完整产业链。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2021年2月8日，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节等10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拘役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共计28万余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42万余元。同时，判决20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9万余元、专家鉴定费4万元。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枯竭。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长江流域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持续加大长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 “长江的新生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守护。”该负责人表示，长江渔业生态保护，不仅要禁止捕捞还要管住市场。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水产资源进行捕捞，都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对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规格的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国家明令禁止捕捞的珍稀鱼类和保护动物，在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和任何地点捕捞的，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